先秦·孟轲《孟子·告子上·鱼我所欲也》：“生，亦我所欲也，义，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”舍生取义就是为了正义事业不怕牺牲的精神。中国自古就有狭义精神，如荆轲刺秦王、赵氏托孤、专诸刺王僚等等，那时的人们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受人之托，一诺千金，轻生重义，生死相许。但不知从什么时候中国人的形象变成了鲁迅笔下自私自利、麻木不仁的形象。近代以来，西方列强逐渐强大，而古老的中国依旧闭关锁国、八股取士依旧禁锢着人们的思想，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，中华民族到了亡族灭种的边缘。在这样时代困局下，一批批怀揣着正义感的仁人志士涌现。

清朝末年，中日甲午战争惨败的消息传来，彻底击碎了残存的民族自尊心，面对深重的灾难，有血性的人们想到要变法图强。虽然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都先后失败，但是维新思想从此唤醒和激励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救亡图存，拉开了振兴中华的序幕。谭嗣同说：“各国变法，无不从流血而成，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，此国之所以不昌。有之，请自嗣同始！”谭嗣同就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，他家境富裕，其父曾任湖北巡抚，本可以轻松荣华富贵，但却选择危险的变法图强之路；他本可以出走海外，但却选择英勇就义，以自己的鲜血唤醒麻木的国民。伟哉！壮哉！嗣同！在我国日益强大的今天，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让人敬仰的名字。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。”通过诗句，依然能够感受到你英勇就义时的豪迈和决绝。嗣同走好！请收下这穿越百年的问候。如今我们正阔步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，望能告慰你不朽的英灵。

十月革命一声炮响，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，也给众多在迷雾中苦苦探索国家强盛之路的人们提供了新的方向。谁能救中国？哪个党派能够救中国？是那个时代最大的课题。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，因为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土壤后，爆发出了强大生命力，使众多怀揣正义感的仁人志士们聚集起来，汇成了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。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，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，由小到大，从弱到强，中国共产党人怀揣着革命理想，前仆后继，牺牲的英雄不计其数，如李大钊、瞿秋白、方志敏、刘胡兰、毛泽民、毛泽覃、夏明翰、宋绮云等等。“砍头不要紧，只要主义真。”这是夏明翰就义时写下的，这是救亡图存的呐喊，是革命先烈们舍生取义的精神写照。

上过朝鲜战场的老兵说：“你见过不怕死的人吗？那时我们真不怕死，当时美国人什么都比我们先进，天上有飞机，地上有大炮，为什么我们打赢了，因为首长告诉我了，只有我们打赢了，我们的子孙才能过上好日子，我们的国家才能富强”。身处在和平年代的我们，可能很难理解当时的人们，很难理解当时的人们在艰难环境中的血性，但我们要明白和平是由鲜血换来的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我们既面对国家建设的重任，又面对着帝国主义的经济围堵和核讹诈，动不动就叫嚷着对我们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。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，陈毅元帅说：“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”，因为没有这个东西腰杆子就挺不直，就要挨欺负。为了搞出原子弹，挺直腰杆子，一批批中华民族杰出的知识精英，以身许国，隐姓埋名。为了不让积贫积弱的中国受到欺负，做了多大的牺牲。在罗布泊，他们斗风沙、抗严寒、啃咸菜、喝盐水，就这样搞出了原子弹，挺直了腰杆子。邓小平曾动情地说：“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、氢弹，没有发射卫星，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，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，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，也是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。”

在他们中间，杰出的代表就是邓稼先，面对核辐射的危险，他考虑最多的不是自身，考虑的是核弹事业，考虑最多的是党和人民的利益，他们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。

人活着是需要精神的，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看他吃了什么，玩了什么，而是看他做了什么。北宋的皇帝只知道奢靡享受，最后落了个极其悲惨的下场。

历史是面镜子，让人反思、让人清醒。也许我们平常人没有机会直接面临生与死的考验和时代的重任，但学习这种精神依然能够获得力量。当我们面临狭隘的地域歧视的时候，当遇到别人被欺负的时候，也许你会选择视而不见、明哲保身，但沉默就是一种伤害，也许你的鼓励和肯定，就是一种力量。

没有见过精神萎靡的国家成为强国的，一个国家的强大，必然伴随坚强之精神，如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、美国的自由精神、日本的学习精神等等。鲁迅笔下的劣根性越少，中国离强国目标就越近。

习近平总书记说：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绝不是轻轻松松、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。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、更为艰苦的努力。”历史是由人民推动的，但却是由杰出的人物引领的，在我们国家新征程上，需要更多有着精神追求、不懈奋斗的人们，相信也必然会是这样。

（作者：周口市财政局 朱朋冲）